女性的勞動力是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的最愛。邊陲國家的女性勞動力長期被核心國家的跨國公司想像成廉價的、彈性的和馴服的。這種想像不但將勞動力性別化，也將所有性別化的勞動力視為被動的主體。但這些想像不只是簡單透過跨國公司所建構，也透過邊陲國家的性別化政策加以實行。

台灣在1960和1970年代是以勞力密集的出口加工的經濟發展政策為主，為降低工廠成本和加強台灣國際競爭力，國民黨運用一系列性別化政策鼓勵女性進入生產行列，如家庭即是工廠與媽媽教室。 
1980年代後期，台灣政府提倡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加上中國經濟崛起及經濟全球化影響，過去以勞力密集為主的輕工業為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開始將工廠遷移到他處。 
然而此前的華隆女工罷工和由聯福、福昌、東菱等多個惡性倒閉工廠所組成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抗爭，挑戰了由全球化資本和國家所建構出的性別化勞動力的單一想像和被動的主體。 
在過去，當地客家文化所強調的吃苦耐勞精神被資本家用來建構溫馴與廉價的女性勞動力。但當資本家開始惡意欠薪與倒閉，華隆女工將客家精神融入反抗鬥爭中，透過一系列抗爭，逐漸建立起客家女工主體性和自我意識。 

集體對抗國家討債

不同於華隆女工所展現客家人的反抗策略，全國關廠工人連線跨區域地將全國被惡意倒閉的工人組織起來，向當年無力對資本家求償，反而轉向工人追討債務的國家進行抗爭。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抗爭不再局限地方，而是橫向的策略將各地被惡意倒閉的工人跨越地區界線組織起來，不但喚起長期被忽略的工會運動中的姊妹情誼，也發展出集體意識對抗國家對女工的討債。
華隆女工的罷工和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證明女性勞動主體的多樣化。即使反抗策略的不同，或女性主體和性別意涵逐漸從單一朝向多元、從固定朝向流動，華隆女工罷工和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這種草根性的女性勞動者抗爭都不約而同訴諸體制外的戰術與策略，其最終目的是朝向對《勞基法》第28條進行修改。
儘管修法之路遙遙無期，國家和資本家仍舊打擊各種勞工運動，但華隆女工罷工和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抗爭都再次挑戰由資本家和國家所建構起的溫馴與被動的女性勞動力的想像。
誠如Joan Scott建議翻轉以男性典範為主體的歷史，試著將女性帶入勞工階級的歷史，並開始發展性別做為一個分析的類別。華隆女工罷工和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開始了生產線之外對資本家和國家所進行的反抗與抗爭，也開始改寫過去由男性工人所主宰的勞工階級史。 

作者為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