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二○○八年金融風暴導致這波經濟不景氣，歐美國家對於要如何因應，有兩種對立的思維和做法，一是主張以財政擴張的手段、增加政府救濟、建設與社福的支出，以刺激景氣讓停滯的經濟動起來，經濟學者克魯格曼是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另一種是主張撙節、削減政府赤字以恢復債券市場的信心，避免國家債信降級導致公債利率過高的負擔與籌款困難，目前英國與德國的執政黨，是這種主張的代表。

    　關於這兩種路線之爭及其利弊得失，台灣媒體少有深入討論；但從軍公教年終慰問金的爭議開始，掀起一片撙節呼聲。不同團體以國債黑洞為名，交相要求砍對方的福利。強調儲蓄的傳統下，國債上升會引起如此反應並不令人意外。然而，從近來歐盟與英國經濟每況愈下的情勢看來，在景氣低迷時力求撙節，是否是好的政策卻大有疑義。日前陳宜中教授在時論廣場對台灣這股撙節風提出的質疑，可說是難得的及時之作。

    　陳文重要論點有二：一是台灣不景氣原因除了出口衰退外，還包括內需不振，而撙節不利提升內需；其次是台灣財政赤字主因在於政府不敢向富人徵稅，以致稅收不足，而非福利支出太高。筆者在此進一步言，台灣內需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受薪階級實質薪資不升反降，加上房價飛漲，存購屋款或背負房貸吃掉大半薪水，哪有能力多消費？提升基層受薪者的收入，提供租金低廉與售價合理的住宅，應是既能提升國內消費又能撫平民怨的方向。

    　撙節也好，刺激也好，執行方式與對象影響成效極大。國外不少論者指出，要快速刺激景氣，最有效的辦法是以低收入者為紓困對象，因為他們會馬上將錢消費在生活必需物品。相對地，美國以量化寬鬆紓困的主要對象是投資銀行，銀行高層用這筆錢填他們搞出來的大洞，但受次級房貸暗招所傷的基層民眾卻沒得到紓困的好處，房子一樣被沒收拍賣，小生意還是拿不到銀行貸款。此所以美國紓困規模看似驚人，但景氣恢復卻如此痛苦緩慢。

    　台灣每逢經濟成長下滑，政府推出的補助與優惠多以企業財團為對象，主要受益者是財富金字塔的頂端。近十餘年來台灣經濟仍有成長，但實質薪資卻停滯甚至下降，顯示大多數受薪階級並未公平分享到成長成果。廣大民眾財富縮水消費能力下降，內需要如何提振？台灣長期以來重財團輕庶民的財經政策，該是檢討改變的時候了。（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