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的新聞觀察站

文 / 苗博雅

談及死刑議題時，台灣社會總是不安地激盪。某些「意見領袖」主張由於死刑具有嚇阻犯罪、實現正義、撫慰被害者及其家屬、節省經費等各種功能，加上主流民意反對廢除死刑，因而死刑應繼續維持。此種論點似乎得到廣泛民眾支持。本文在此嘗試提出實證，檢驗上述說法是否真實，提供讀者重新思維死刑的觀點與空間。

思維的起點

為了保障人民權利不被政府過度侵害，國家基於某些正當理由限制人民權利時，必須遵守三項原則：

1. 限制人民權利有助於達成某些正當的目的。
2. 在同樣有效達成目標的方式中，必須選擇傷害程度最小的。例如將感染者隔離於某醫院（限制自由權）便可控制疫情時，政府便不能選擇以將感染者丟入太平洋（剝奪生命權）作為控制疫情的手段。
3. 限制人民權利所能達到的效果，必須小於它的副作用。這個道理很簡單，就好似某一種藥雖能100%治癒感冒，但會引發心肌梗塞，那麼就絕對不應服用。

以上三個標準就是憲法上的比例原則。死刑的本質是以國家力量剝奪人民生命，屬於政府侵害人民權利的行為，如果你同意台灣政府應該遵守憲政主義精神，你也應該同意死刑存在必須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

死刑真能嚇阻犯罪？

許多研究指出，死刑存廢與犯罪率並無相關，在諸多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犯罪率也未見增長。影響犯罪率的可能因素很多，包括警察破案率、警察可見度(註1)、經濟情 況、失業率、階級、人口密度等，死刑存否的影響力並不大。剖析台灣近19年的數據，死刑的判決數量以及槍決執行數量，跟重大暴力犯罪率(註2)之間，並非負相關，甚至在2006至2009年停止執行的4年間，暴力犯罪率顯著下降。這些事實可以說明，死刑無法降低暴力犯罪率。

1993-2011年，死刑判決、槍決與暴力犯罪率統計

此外，台灣於2010年重啟執行槍決4人後，2011年槍決5人、16件死刑定讞判決，2012年至今已有7件死刑定讞判決，相較於其他國家，目前台灣死刑堪稱處於非常活躍的狀態。但這樣積極地使用死刑，卻仍然無法阻擋割喉慘案發生。回顧歷史，在2010年重啟執行後1個月內，即發生翁奇楠命案。從數據和實例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死刑存在、死刑判決、死刑執行都不具備嚇阻犯罪的功能。

死刑能體現正義、撫慰人心？

支持死刑者會進一步主張死刑能夠體現正義。由於支持死刑論者很少提出其所謂「正義」的定義，我們姑且在此推測，所謂的正義指的是「殺人償命」。但更深層地 檢驗，就能發現其中的矛盾之處。

首先，在現代法律規範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精神早被捨棄，廣泛改以自由刑（也就是監禁）、罰金刑作為犯罪的處置方式，死刑已是瀕臨絕種的身體刑。我們能接受以監禁、剝奪自由權作為應報的方式，就表示監禁足以體現正義。沒有人認為政府一定要偷竊小偷的財產、搶奪搶匪的皮夾、詐騙騙子、恐嚇黑道作為處罰才算正義，只把他們關起來就是不正義。

甚至許多比殺人惡性更重大的罪行（例如販賣塑化劑食品、公務員收賄使包商偷工減料導致橋斷人亡等），社會也接受以監禁體現正義。為何唯獨殺人者不被殺死，而是以監禁處罰時，就不符合正義了呢？將殺人者處以無期徒刑就是不正義嗎？為何以監禁的方式處置殺人者就是不正義，而以監禁處置其他的罪行就符合正義？為何只有殺人罪必須適用以牙還牙原則？這其中的差別，恐怕還有待支持死刑者（反廢死者）詳加論述。

在具體的實踐上，死刑也往往沒有體現正義，而是殘害民主自由價值。死刑是當權者排除異己的最佳工具，許多政府將政治異議份子、同性戀者、違反宗教教義、違反傳統禮教者判處死刑。在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殷鑑不遠，江國慶、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等冤案更是明白地揭示了死刑制度的危險性。目前已定讞的死囚中，邱和順、鄭性澤案皆在解嚴後發生。再嚴謹的司法程序，都無法絕對消弭誤判，而死刑與監禁的最大差異，即在於錯誤後的可補救性。在「政府濫權」、「錯殺」如何符合正義的問題被回答前，死刑與實踐正義的距離還十分遙遠。

此外，許多人認為加害人的死亡，能撫慰被害人和其家屬，使他們心靈得到平靜。但事實上因加害人被槍決而得到心靈平靜的被害者與家屬，寥寥無幾。甚至有些被害者家屬於加害人槍決多年後，仍然感到非常怨憤。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加害人的死亡可幫助被害者走出陰霾。以死刑作為心理治療方式更是完全不符合心理學理論。得知他人死亡，不會讓人感到舒坦、愉快。

被害者和家屬真正需要的，是充分的心理支持、經濟援助、醫療、教育等社會資源。而死刑的存在，發揮遮羞布的功能，讓政府可用兩顆子彈「撫慰」被害者，對社會宣稱已盡到照顧被害者的責任後瀟灑地離去，讓社會忘記政府應該持續不輟地照顧被害者，讓政府不用花心思去改善照顧被害者的機制，獨留被害者持續承受痛苦卻孤獨無助。死刑的存在，真的給了被害者什麼實質幫助嗎？

死刑能節省經費？

根據加州研究指出，由於死刑使用必須慎重而正確，程序十分嚴謹嚴格，因此死刑所花費的成本比無期徒刑更高，甚至排擠其他防制犯罪預算。

粗淺地以台北監獄為例分析台灣現況，101年度預算為374,946,000元，而平均一年收容人數約為4,000人，每位收容人「一年」花費國家9萬多元（其中90%是監獄人事費，不是買衣服買食物提供給犯罪人的成本）。而錯殺一人的國家冤賠金額是一億多元（江國慶案），換算成關在監獄的支出，足以讓20個人被關50年。這尚未算入為了使死刑判決更嚴謹而需耗費的司法資源。因此，死刑較能節省預算似乎也是無稽之談。況且，比起台灣政府浪費的預算，以及供養無能無德官員的薪俸，無期徒刑者所花費的金額，根本只是冰山一角。對於有權力者如此寬容，對於被經濟逼到社會底層的犯罪者(註3)如此嚴苛的社會，想必是十分有道德感、正義感的。

主流民意認為死刑不可廢？

有配套措施時是否贊同廢除死刑的歷年民調

支持死刑論者常主張，死刑符合台灣國民法感情，絕大多數民眾反對廢除死刑云云。這個迷思在勇夫部長的大力宣傳之下，近年加速深入社會。事實上，從2001年以來，由學術機構主持的民調結果顯示，台灣許多民眾能贊同在有配套措施（例如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時廢除死刑，比例足以和堅決支持死刑者一較高下。當然，司法制度、人權保障問題不能只憑多數民意決定，舉出這些數據是為了呈現出「堅決反廢死者不是絕對多數民意」的事實，進而戳破所謂「絕大多數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論調。死刑的真正功能

雖然死刑能嚇阻犯罪、實現正義、撫慰被害人、節省經費、主流民意支持等理由似乎都站不住腳，但支持死刑者也莫失望，死刑仍有一個確切的功能，即是「將危險的人永久隔離於社會」。但就此目的而言，無期徒刑是個同樣有效而侵害較小的手段。我們也必須承認，死刑具有「滿足報復心理」的功能，而此功能是無期徒刑無法完全取代的。就滿足報復心理而言，死刑確實是比較有效的手段，而社會集體追求復仇的快感，未必不能是正當的目標。

死刑的代價

死刑是正義嗎？

發現死刑無可取代的功能後，我們得思考，為了達成這個效果，會有什麼副作用？值得嗎？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任何選擇都要付出代價。為了享有復仇的快感，我們必須要承受政府濫殺、司法誤殺的可能性。所謂人人都可能是下一個「被害人」，所指的不只是犯罪被害人，也是政府濫權、司法誤殺的被害人。為了「復仇」，負擔這麼高的風險，我們是不是應該冷靜下來想一想，這樣真的值得嗎？回到憲法的比例原則，死刑是否有達成任何正當目的？是否是侵害最小的手段？死刑的作用真的小於副作用嗎？

理性對話

割喉慘案發生後，社會各界震驚不已，我們都為這樁悲劇感到震驚且悲傷。在這場失業男殺害男童的慘案中，沒有任何人得利，當事人要面對的是無窮盡的痛苦與哀傷，這是一面血淋淋的鏡子，悲劇性地反映出台灣社會的病況：工作不穩定、社會動盪不安、人生沒有價值感與成就感、強者欺壓弱者、弱者欺壓更弱者。犯罪問題是社會的私生子，縱然令人感到羞恥噁心難以接受，終究是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廢除死刑的目的並非否認犯罪的傷害、原諒犯罪者，也並非保護罪犯，只是為了節制國家暴力，為了除去國家的遮羞布，讓政府認真負起防制犯罪、照顧被害者的責任，以及防止死刑這把利刃成為國家傷害人民的工具、防止不可彌補的悲劇。選擇原諒或痛恨加害人是專屬於被害者與家屬的權利，不是廢死聯盟的，更不是名嘴與鄉民的。沒有人可以僭越代替被害者與家屬選擇要原諒還是繼續痛恨加害人。

廢除死刑論者與支持死刑者都認為犯罪者應該接受處罰與矯正，只是對於死刑是否是處罰與矯正的恰當方式有不同看法。在輿論譁然的時刻，我們必須拒絕無的放矢的指控、栽贓、謾罵、侮辱、詛咒、恐嚇，也該反對透過他人的悲劇賺取金錢利益的狡詐之徒。我們需要更冷靜的對話與思考，找出確實能防制犯罪、矯正罪犯的適切方法。打破某些似是而非的迷思，仔細思量死刑存廢的優缺點，最終做出死刑存廢的判斷，不論這個結果是什麼，都可以被接受。我們不能接受的，不是支持死刑的意見，而是欠缺根據的迷思與謊言。理性且互相尊重的對話，才能在公共議題上尋求共善。

※ 註

1. 簡單來說，就是走在街上有沒有常常看到警察，有一種警察就在你身邊的感覺。
2. 重大暴力犯罪：包括故意殺人、擄人勒贖、強盜搶奪、重傷害、恐嚇取財、強制性交。也就是廣大鄉民認為應該呼伊死的犯罪，也是死刑嚇阻論者主張會被嚇阻的犯罪類型。
3. 1994年行政院研考會所出版的「死刑存廢之探討」研究顯示，自民國44年至81年，我國死刑執行人數有482人，死刑犯的特徵為：普通殺人罪，18~30歲者，國（初）中畢（肄）業以下者，工人或無業。